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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雨初停，窗外一轮秋月，带着淡淡的光环、冷泠的月光，使雨后的秋色更觉清冷、萧瑟。
我的思绪，犹如一石击水，圈圈涟漪，在这无边的秋色中，渐渐地荡漾开去，回到了四十一年前的那个秋天……
那一年，我十七岁，踏进高中大门还不到一年。
史无前例的“大革文化命”开始了，我们这群稚气未褪的中学生被迫扔掉书本、离开课堂，投身到这场在所难逃的浩劫中。
“破四旧，立四新”、“大字报，大辩论”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……那一页页蒙尘历史不堪回首；只有“大串连”时遇到的一件往事，在我心田之隅留下了一瓣绿痕。
从1966年8月18日，到1966年11月26日，毛主席先后八次检阅了1100万“文化革命大军”。
“大串连，去北京，接受毛主席的接见”，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、最大幸福！
而且去北京坐火车、食宿都是免费，因为我们“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”。
1966年10月26日，我和同学们在“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”之前，坐火车来到了北京。
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解放军营房里。
那时候，解放军战士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地位，不亚于现在的当红明星；而解放军对老百姓的感情也真是“水乳交融、鱼水相依”。
我们这些上海“阿拉”，都是第一次来到部队营房；看到睡的是又大又宽敞的一长溜火炕，感到特别的新鲜。
我们五、六个中学生七嘴八舌、“上海闲话”讲个不停。
一个浓眉大眼高鼻梁的解放军战士走过来，用普通话悄悄地问我：“你们是朝鲜族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是，我们是汉族，上海人。”
他说：“上海话这么难懂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朝鲜族哩！”
他告诉我：他叫汪洋，河南人，是班长，今年22岁，是部队派来专门负责安排我们这些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”的食宿的。
这样，我和汪洋就认识了。
10月下旬的北京，气候比上海冷多了。
从上海出发时，我穿的是一件衬衫、一件茄克衫；而到了这里，就得穿上毛衣、线裤。
我们几个人是从苏州、南京、徐州……一路“大串连”下来、到达北京的；南方天热，路程又远，我就没有随身带上毛衣。
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一周里，我们夜晚乍睡热炕，浑身冒汗，常睡梦中蹬掉被子；这样，我就感冒发烧了，整天的无精打采。
白天，同学们都到北京的清华、北大、清华附中等几所学校去“大串连”、看大字报、学习“革命经验”了；而我却浑身无力，迷迷糊糊地一个人躺在炕上休息。
恍惚中，我觉得脑门上一阵清凉，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。
我睁开眼一看：原来是汪洋班长坐在我的身旁，用一条凉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。
汪洋班长见我醒来了，连忙扶我坐起来。
他从部队的卫生所取来了药片，还给我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、一碗部队的“病号饭”——麻油葱花面条。
我吃了药片，喝了姜汤，却怎么也没有胃口吃面条。
汪洋象个慈爱的大哥哥，哄着我吃面条。
他一只手端着面碗，一只手用筷子夹起面条往我嘴里送。
怕我烫着，他用嘴慢慢地往碗里吹气。
一边喂我，他一边对我说：“听话，多吃点，身体才能早点好起来，可不能耽误了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啊！”
自小到大，除了母亲，还没有人这样慈祥地对待过我。
我很感动，心里暖暖的，眼里湿湿的，鼻子酸酸的。
我嘴里吃着面条，泪珠却“巴哒、巴哒”地滚落进碗里。
“怎么啦？又是哪里不舒服啦？”汪洋吓坏了，赶紧放下碗筷，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
“我没有不舒服，我觉得好多了！汪班长，你真好，你让我很感动！”我由衷地说。
“你好多了？那我就放心了！咳，你一哭呀，真象个大姑娘！”班长一边给我擦泪水，一边和我开着玩笑。
我的脸“腾”地一下子红到了耳根——他不知道：我上初中时，由于长相俊秀，又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，几个妒忌我的男孩就给我起了个“大姑娘”的绰号——直到考上高中、换了新学校，这个绰号才离我而去。
“脸这么红，还在发烧？”汪洋误会了，又慌了神。
“我没事，你放心吧！”我笑了笑。
蓦地，我发现汪洋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我的脸。
我以为嘴边沾有面条，就顺手用手背擦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又笑了笑。
“你的牙齿真好看，又白又整齐！”汪洋由衷地称赞。
那当然，我的父母、老师等我身边的许多人都这样夸过。
上初中时，上海有家牙膏厂到我们学校来拍宣传资料，也找到了我——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做广告了——事后还送了我一本革命书籍《欧阳海之歌》，一本宣传小册子（上面印有我露着牙齿笑的照片）。
这件事，让我和我的弟妹、同学自豪了很长一段时间哩！
我心里暗暗高兴，嘴上却说：“我不好看，你长得才好看呢！”
我说的也是实话——汪洋棱角分明的脸上，两道剑眉，不怒自威；一双大眼，炯炯有神；鼻梁高挺，如玉琢成；白白皮肤，修长身材；特别是那一身绿军装配上红五星、红领章，腰间皮带一束——这是我们那年代的年轻人最崇拜的形象啊！
这下，轮到汪洋脸红了。
他喃喃地说：“我不好看，你好看，你好看……”
那神情不象个威武的革命军人，倒象个邻家腼腆可爱的大男孩了。
熄灯号吹过了很长时间，已是午夜时分。
汪洋班长睡在炕头，紧挨着班长左边睡的是我；我的右边排过去，是一长溜早已熟睡的我的同学。
可能是白天睡多了的缘故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；身上燥热，又把被子蹬了。
一只大手伸过来，替我盖好了被子。还轻轻地自言自语：“睡觉不老实，小心再着凉！”
是班长，他也没睡着！
我转过身去，看到班长也正看着我。黑暗中，班长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特别特别地亮！
我顽皮地伸出手，轻轻地在班长脸上摩挲。
班长也侧过身子，伸过手来，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，一只手隔着被子，在我背上轻轻地拍着，并对我耳语：“睡吧，睡吧，明天你们还要去好几个学校‘串连’学习哩！”
不知不觉，我进入了梦乡……
我好象在参加数学考试，一看时间，只剩下五分钟，可是还有几道明明会做的应用题没有做！我急得用力夹紧两条腿，一种又紧张、又舒服的感觉从腿档间直向全身传递……
又好象尿憋得慌，到处找不到着厕所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无人的墙角，却怎么也撒不出尿来……
我一下子惊醒了——一只大手，正握着我的下面，轻轻地抚摸着。
我又紧张，又舒服。我知道是班长的手！
我想推掉这只手，又舍不得放弃这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感。
也许，从我停止的鼾声中，班长知道我醒了，他把大手从我的被子里悄悄地抽了回去。
其实，我很希望班长继续抚摸下去。
于是，我假装着、又轻轻地打起了鼾；不料，一会儿竟然真的又睡着了。
当我再次从梦中醒来，发觉我的平脚裤裤带被解开了！
班长的大手已伸进我的短裤。
我感到喉咙发干，又好象有很多唾液要咽下去。
我生怕惊动班长，就绷直身子、一动也不敢动，还微微地发出“鼾声”，感受着长大以来、由别人给我带来的、奇妙舒畅的感觉！
我一会儿起落在浪峰谷底，一会儿穿行在云山雾海……
一股热流，猛地从下面喷涌而出！
蒙胧中，好象是班长抽下枕巾，悄悄地为我擦拭了小腹上的爱液，还替我系好内裤裤带、并在我的肚子上轻轻地拍了几下……
如果说，在踏入“围城”之前，是小爷叔（见本人拙作：《那年代，同志的悲哀》）为我启蒙，那么，汪洋则让我感受，玉书（我插队时的所在大队的团总支书记，以后再说他的故事）又令我流连；在这条路上，当我遇到儿子多多后，我的“围城之旅”才得以终结、得以升华！
第二天吃早餐时，汪洋给我们端来玉米发糕、白面馒头时，他始终避开我的眼光；偶尔四目相撞，也是慌忙闪开，我也觉得脸上火辣辣地！
晚上，我们 从外面“大串连”、学习革命经验归来，回到了营房。
我发现：我早晨换下的、藏在被子里的平脚短裤，已被洗净、烘干、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我的枕头下面。
我睥了一下汪洋，对他投之一笑。
汪洋也对我发出会心地微笑，我眼前一亮——他的牙齿，也是那么洁白、整齐、好看！
夜幕又降临了。熄灯号又吹响了。
身边渐渐地又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。
黑暗中，我茫然地睁大着双眼，心中一阵紧张、一阵企盼；身子竟然象打摆子似地发抖、牙齿不由自主地“哒、哒、哒”直响！
汪洋赶紧靠了过来，轻声地问：“怎么啦？冷啊？”
我胡乱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！嗯！”
汪洋就把他的被子盖在我的被子上面，侧身钻进我的被窝，紧紧地搂住了我。
我也搂着汪洋，身上的颤粟停止了，暖流渐渐地传遍全身。
我觉得，肚皮被汪洋越来越强大的坚硬硌得慌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就是舍不得松手——这种感觉真好！
而我自己的也早已怒目冲天了！
汪洋也感到了我的变化。
那一夜，我们几乎通宵未眠，一次又一次地让对方充满活力的激情喷涌而出，汪洋事先准备了的枕巾都粘成了一团！
快天亮时，我们才各自睡回了自己的被窝。
在以后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剩余的日子里，我们天天盼着黑夜。
我们彼此吸引、彼此陶醉，又彼此忐忑恐惧——在那个年代、那种政治环境，这种事情也是“滔天之罪”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当事者就会被“砸烂狗头、打翻在地、再踏上一只脚、永世不得翻身”！
11月3日，日夜盼望的毛主席接见终于到来了。
我们经过了汪洋班长的几天的军训、操练，这天凌晨3点，解放牌军车就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东侧的大街上。
上午10点左右，会场响起了《东方红》的庄严歌声，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
林彪发表讲话后， 200多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。
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总理洪亮的声音：“同学们，请快点往前走，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！”
尽管这样，还有许多人的鞋子被挤掉了、衣服被撕破了！
直到下午五点多，红卫兵队伍才全部通过天安门。
我又象在浪峰谷底、云山雾海——身体轻飘飘的，头脑晕晕的，再加上这几夜都没有休息好，嗓子都喊哑了，全身被汗水湿透了。
当我一不小心、脚下一软时，汪洋一双大手及时伸过来、扶住了我——否则，我就有可能被挤倒在地上、永远爬不起来了！
分别的时刻到来了。
11月4日中午会餐，下午军民联欢。
联欢会上，赢得最热烈掌声的节目是汪洋的豫剧清唱：《朝阳沟》选段和我的独舞：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》。
晚上，军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火车站。
临别前，汪洋让我把部队发给他的一套新棉毛衫、裤穿在身上，还送给我一张他穿军装的黑白照片、一只草绿色的针线包——上面是他用红线绣的字：“革命友谊长存”……
回到上海后，我在寄还他的棉毛衫、裤时，敲开了我的储蓄罐，拿出28元钱，给汪洋买了一件暗红色的羊毛衫寄给他，还寄去了两枚毛主席像章、我的一张照片和一颗心形的南京雨花石。
不久，他来信了：说很喜欢我送他的羊毛衫，但又怪我不该乱花钱，送这么贵重的礼品（我们那时高中寄宿的每月生活费是6元钱）。
他给我寄来了一套新发的草绿军装，并让我穿着它、戴着红卫兵袖章照张相给他寄去。
我照办了。
我们一直信来信往，“革命友谊”保持了八年。
我知道他：后来当了排长、连长，还娶了老家的女子……
他也知道我：下了乡、进了厂、入了党、有了新娘……
1974年4月，我的一封去信被批了“查无此人”退了回来。
接着，我的一封封去信都是“查无此人”、被退回。
74年7月，那个最炎热的季节，我的心却掉进了冰窖——我接到了一封字迹陌生、歪歪扭扭的来信：
“……我（是）汪洋老婆，汪洋和新（来的）兵（搞）流氓，（已）被处分回老家，我和汪洋离（婚）了，你（也）别理这样（的）人了……”
紧接着，我连着去了几封信，恳求她把汪洋的老家地址给我。但是，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却再也没有理睬我
也许，汪洋很伤了她的心；
也许，汪洋的下场比她说的更惨……
以后，我的工作调动，换了好几个地方；这数十年来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上。汪洋如健在，他也是65岁的老人了。
我突发奇想：
如果汪洋也上网，看到这些文字；
他一定会记得针线包、雨花石；
一定会想起当年的“高射炮”、“小钢炮”……
汪洋，你还好吗？
兵哥哥，你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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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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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1-23 11:10发布于 11-23 11:10 较早前
发表于 2021-05-24 18:08发布于 05-24 18:08 较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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